全國百強縣山東諸城率先撤銷了全部行政村，幾個小村莊合并成大的農村社區，引導農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此外，山東淄博、臨沂、濟寧、德州、聊城等地都部分推行了“撤村改社區”。據披露，這些撤并舉動都是在城鎮建設用地緊缺的情勢下出現的。專家認為不能強制農民“被城市化”，警惕村改居后產生的大量“三無”(無土地、無工作、無社保)農民。（《廣州日報》8月26日）

　　根據媒體報道，諸城將散居全市1249個村莊的村民，從祖祖輩輩居住的家園遷出去，集中到200多個農村社區，從2007年開始，到2008年6月完成，這樣聲勢浩大的移民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時間。當地政府行政效率之高、推動力度之大，令人驚嘆。然而，整個過程真的像當地官員說的那樣，農民熱情很高，新社區的房子“老百姓都搶著買”？熱烈的農村社區化運動背后，是不是也有著不為人知的隱情呢？

　　首先，即便有農民果真在這個浪潮中表現出踴躍買房的熱情，也不能就此斷定全部農村在一兩年之內社區化的路子就完全正確。農民城市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任何企圖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虛妄的。表面上看，農民的抱怨大都體現在一些枝節的不滿上，比如社區化之后，自家的牛沒法子處置了；住處離承包的土地遠了；相鄰的鄉親看不到了……等等；長遠看，那些被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暫時掩蓋了的權利問題，遲早要暴露出來。比如自家的宅基地被拿走之后，價格迅速攀升，回過味來的農民不可能沒有想法。枝節的不滿可以消除，而深層的權利問題很難得到滿足，從而必將成為后來的隱患。

　　眼下的農民散居在大大小小的村莊里，生活不便，污染橫行，教育、醫療、文化等各種公共服務也長期缺失，很多村莊實際上已經進入停滯期、衰退期，人們記憶中小橋流水、怡然自得的村居生活早就成了難以挽回的記憶，現在的村莊已經成為了城市傾倒垃圾的所在。這些都是實情，但是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把這些村莊都粗暴的人為消滅掉。地方政府為什么不可以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投入？與一刀切式的社區化生存比起來，多樣化的生存更符合人性，更符合當下的中國實際。實際上，正是由于政府長期以來對農村缺乏關注，才導致了現在農村大面積凋敝的現狀。

　　其次，即便要對農民全面實施社區化管理，也應該立足于服務、反哺，而不是僅僅盯著他們的那一塊塊宅基地。有專家披露，山東多個地方強力推動農村社區化，其實是在新農村建設的名義下，歸并和縮減農村住宅建設用地，以獲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補充地方財政收入，其背后的主要推動力量就是國土資源部出臺的“城鄉建設用地掛鉤制度”。可見，農民在失去宅基地的同時，獲得的只是沒有產權的新房；而地方政府卻可以集中利用土地，大搞城市建設。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其實是“被城市化”的。一旦其權利意識覺醒，無土地、無工作、無社保的農民將何以自處？

　　農村社區化、農民城市化，可能是解決當下農村問題的路徑之一，但是，在具體推動的時候，還是應該尊重農民的意愿。不能強迫、不能蒙蔽、不能行政干預、不能隨意代表，更不能因為盯上人家的宅基地而大搞“騰籠換鳥”策略。官員和開發商能夠看明白的利益，農民未必看不明白，即便一時看不明白，時間長了也會看明白。江蘇蘇州通安鎮為什么會釀成數千農民圍堵、打砸鎮政府的群體事件？根源就在于發現因征地而利益受損的農民開始發泄不滿了。一時的迅速推動固然可以作為當政者的光鮮政績，但是，如果缺乏服務民眾的真誠，必將在損害民眾利益的同時扭曲城市化的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