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婚俗是多妻制，妻子的數量多少則視家庭財力而定。“一個人如果不購買妻子，他就不能有妻子”，聘禮的價值“更象是由一方出售和另一方采購的一種物品的價格”。受此婚俗的影響，元代平民階層的男娶女嫁完全成了赤裸裸的買賣交易，媒人亦如牙人。

　　婚姻、家庭問題是歷來長盛不衰的研究課題，尤其婦女史的研究更離不開對其婚姻生活的考察。過去通史性質的論述總顯得過于宏觀、粗線條；在斷代研究中，元代尚是個薄弱的環節，尤以為數眾多的平民婦女的婚姻生活，其研究幾乎為空白。在中國封建社會，元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多民族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蒙古貴族統治者以強悍的鐵騎征服中原、入主中原的同時，帶來了草原游牧民族的許多習俗，并以“諸國人各從本俗”的政策形式將其保留下來，使多元政策統治下的元代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平民婦女的婚姻生活中更是十分典型。本文從論述元代平民婦女的婚姻生活來考察這種蒙漢雜糅的社會現實，以期為研究元代社會史、文化史、婦女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婚姻生活史提供點有益的參考。

　　一、婚姻中的經濟籌碼

　　元代平民婦女主要指為數眾多的種田紡織的村姑農婦，打魚搖櫓的漁姑船娘，流入城市經商、打工從事手工業服務業的勞動婦女。她們憑著勤勞的雙手和男性一道養家糊口，并共同承擔起國家的經濟義務，創造著獨具特色的元代文化。然而幾千年的男權中心社會和封建傳統，使她們不能與男性共同擁有平等做人的尊嚴。相反，北方游牧民族某些落后婚俗的影響，給她們寄托終身的婚姻生活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赤裸裸的買賣交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傳統包辦婚姻、“三從四德”的禮教，已經剝奪了婦女們的情感世界；入主中原的蒙古族買妻婚俗更使經濟落后的平民婦女被徹底物化。

　　蒙古族婚俗是多妻制，妻子的數量多少則視家庭財力而定。“一個人如果不購買妻子，他就不能有妻子”，聘禮的價值“更象是由一方出售和另一方采購的一種物品的價格”〔1〕(p8，121)。受此婚俗的影響，元代平民階層的男娶女嫁完全成了赤裸裸的買賣交易，媒人亦如牙人。正如《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中元人鄭介夫所言：“今之嫁女者重要錢財，與估賣驅口無異。”家長將嫁女作為可賺一筆聘禮貼補家用不足的交易。假若定婚后不幸男家產業衰敗，原擬財錢不能辦足，女家便不允婚娶，違負原約轉行別嫁。悔親者中甚至有領訖財禮后，女婿出外打工，父親又私下將女憑媒說合轉嫁他人二次受訖財禮的；有將定婚之女轉招女婿，兩次受財禮的；有將已嫁女喚回娘家再聘他人的。盡管法律制定有聘財等級數目和懲罰悔婚的條款〔2〕(卷18《戶部四》)，此風仍愈演愈烈，州縣習以成俗。若婦女喪夫，雙方家長更爭相改嫁寡婦二次受財，絲毫不顧及守喪者服孝未除，更不理會當事人的悲痛心情。如河南府宜陽縣石村韓阿鞏不令弟妻韓趙奴為弟守服，二次受訖財物依理成婚〔2〕(卷18《戶部四》)。如此服內受財改嫁者比比皆是。而迫于經濟的困窘將親生女兒嫁與養子、義子為妻，或采取同輩交門換親、異輩換親，或將女兒賣作童養媳的情況在平民社會更為流行。如彰德路安陽縣高喚奴就是父母下財為兒子李伴姐買的童養媳，其童養至13歲才成婚〔2〕(卷18《戶部四》)。又如關漢卿《竇娥冤》劇中的竇娥也是為了抵債，7歲被父給與放高利貸的蔡婆婆當童養媳，至17歲與蔡氏子成婚。在平民社會的婚姻中，婦女完全是雙方家庭的買賣交易之物和經濟籌碼。

　　野蠻的收繼婚流入漢地的收繼婚俗是給元代平民婦女帶來的又一災難。收繼婚本是北方游牧民族為保證家庭和家族財產的穩定，不致因寡婦再嫁而使財產流向其他家庭或家族，將寡居婦女由亡夫親屬收娶為妻的婚俗。其特點是“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3〕(卷187，《烏古良楨傳》)，它是一種完全無視婦女人格的野蠻落后婚俗。在元代法律上漢族婦女改嫁是無財產隨嫁的〔4〕，但不需聘財和必要的結婚花銷就能獲得一個勞動力和生養工具的收繼婚，對經濟落后的平民社會頗具誘惑力，因此很快就被漢族下層男性社會所接受而迅速流播盛行開來，并不顧官方只準漢族“弟收兄嫂”的規定，兄收弟妻、外甥收舅母、侄兒收繼嬸母，甚至長兄與小叔共同接續寡嫂成婚以及姑舅異姓小叔收繼表嫂等同樣盛行。就是弟收兄嫂也花樣百出：有弟收繼招贅之嫂者、收繼兄之妾者，小叔將饑荒年典賣出去已有兒女的寡嫂收繼者，還有小叔強行收繼未過門即成寡婦者，官府無法干預。最荒唐的是嫂子已50歲，所生兒男已36歲，且與小叔另立門戶，小叔仍強行收繼阿嫂；年齡懸殊一倍的小叔卻要收繼曾哺乳養大他的嫂子。像“婦崔勝兒年18歲，小叔年方9歲”，“步春兒年28歲，小叔才12歲”，男家要收繼；嫂年30，小叔僅8歲，婆母居然理直氣壯告官要小叔收繼；還有夫亡守志過期，婆家仍不令歸宗，強迫小叔或侄兒收繼其兒媳的。而迫不及待服內收繼者更多〔2〕(卷41《刑部三》，卷30《禮部三》)。甚至對不愿被收繼的婦女采取極其野蠻、惡劣的方式收繼。如田阿段丈夫死后，因嫌小叔田長宜“在先作過”品德不好，不愿讓他收繼，帶著四個兒女回到娘家。其婆母竟伙同幾個兒子將她騙回，強行拖至房中用棍打得阿段手臂不能動彈，再將阿段頭發和手捆綁定，強行剝光衣服讓田長宜強奸，以造成收繼事實。阿段上告，官府雖“將田長宜比依凡人強奸無夫婦人減等杖九十七下”，“田阿段聽從歸宗守制”；但規定阿段“如別行改嫁”，就得“依例斷罪，令應繼罪人收贖”，仍逃不出田長宜的魔掌。官府如此斷案，無疑為野蠻收繼者大開方便之門，變相使奸收寡嫂合法化。收繼婚在漢地的流行，并與傳統的男權文化相結合，成為婆家剝奪寡婦隨意改嫁他人的借口，男子更視收繼為一種權力，連有妻室的也要收繼，官方政策則以“難同有妻更娶妻體例”變相給予支持〔2〕(卷18《戶部四》，卷19《戶部五》，《新集·戶部》“兄收弟妻斷離條”)。元代平民婦女的人格徹底失落了。此種落后野蠻的婚俗一直流傳至明清，對婦女造成了極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