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例證，貞觀二年的時候，隋朝的通事舍人鄭仁基，他的女兒長到十六七歲了，絕頂美麗，當時無人能比。“容色絕殊，當時莫及”。唐太宗的文德皇后發(fā)現(xiàn)此人出眾，就想把她選到宮里做嬪御，伺候唐太宗。唐太宗當然也同意，事情已辦得差不多了，詔書都發(fā)出了。可是這個時候魏征提了意見，他說聽說這個女孩子已經(jīng)有主了，聽說已經(jīng)許配給陸家，如果叫她到朝廷來，有損圣德。唐太宗聽后大驚，立刻說，如果人家已經(jīng)有主的話，斷不可以。這個時候其他幾個宰相，房玄齡、王珪等都講，說有主這件事還不夠明確，還沒有定下來，現(xiàn)在詔書已發(fā)，就不要終止了。這樣一講，唐太宗有一點遲疑。但是魏征這個時候講，以臣度之，如果你這樣做了，等于把陛下跟太上皇等同了。因為李淵曾有過這樣的經(jīng)歷。這個意見太厲害了。唐太宗于是另發(fā)一個手詔，說鄭氏之女已受人禮聘，前日出的文書“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這是我的不對，相關(guān)的方面，管這件事情的，也有過錯，要求立刻停止這件事。

　　要知道魏征這是什么樣的意見呵！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漂亮絕倫，已經(jīng)下詔書了，決定了，還要“朝令夕改”，何等了不起！但如果不發(fā)第二個詔書，第一個詔書就沒有失效，置那女子家庭于何地？問題是還認錯，說是自己的不對，有關(guān)的機構(gòu)不對，這太了不起了。

　　再講一個例子。貞觀六年的時候，魏征的地位相當之高了，但是也有人妒忌他，說魏征對他的親戚過分照顧，等于提出魏征的一個問題來。唐太宗就讓御史大夫溫彥博查查有沒有其事。并叫溫彥博跟魏征講，代表唐太宗講，你提了我數(shù)百條意見了，我都接受了，現(xiàn)在人家說你有這么一件事，你應(yīng)該注意一點，這是小事，但是不要因為這種小事有損你的公共形象（有損“眾美”）。因此你應(yīng)該考慮一下，注意這個問題。但是過了好幾天，唐太宗見到魏征，問到底有沒有不對的地方？怎么不存形跡？魏征說，前天溫彥博給他講了這個意思，但“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沒有弄清是非，就存形跡，這樣君臣關(guān)系不會好的，最后對國家不利。皇帝提的意見，魏征理都不理，當做沒有這回事，不存形跡。結(jié)果不是魏征做了自我批評，而是批評魏征的唐太宗，當今皇帝做了自我批評。他說以前說的那個話現(xiàn)在越想越后悔，真是不對，你不要在乎我這個錯。魏征這個時候給唐太宗下拜，說“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唐太宗問忠臣跟良臣有什么區(qū)別？魏征說，“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而忠臣就是“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徒有其名。”忠臣就是拼一死，你殺了我也不怕，這叫忠臣。其實殺了一個了不起的人，皇帝也有過失，所以寧做良臣，不要做忠臣。唐太宗說，你講出這個話，我永遠不敢忘國家利益了，不敢忘社稷，賜給你二百匹上好的絹。

　　唐太宗有一個規(guī)矩——中國歷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有專門大臣，史臣把皇帝的言論、行動都記下來，一直有這個傳統(tǒng)。但是唐朝有一個規(guī)定，皇帝不準看《起居注》。怎么寫的你不能看，這個規(guī)矩太厲害了。雖然像唐太宗這樣的英主，有時未免也想看看人家怎么寫他。他跟姓朱的史官說，我還是想看看。這個史官叫朱子奢，說你要看，后來的史官就容易招禍了。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載，以后還能做嗎？后來唐太宗還是未能看到《起居注》。后來的皇帝，也有想看的。這些史官都很講原則，有一位史官講，說我讓你看了我就失職了，你如果看的話，我以后寫我就會回避，不敢把真相寫出來。

　　所以我有一個結(jié)論性的意見。唐朝的貞觀時期，是宰輔制度的典范。你要知道，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帝制社會，皇權(quán)天下獨尊，有一無二，所以長期的中國帝制社會都是皇權(quán)過重。但是這個社會居然有一個機制，這個機制是從唐朝開始的，皇帝有話跟宰相商量，宰相可以直接講自己的意見，皇帝不直接對外單獨講宰相不知道的意見，他對外發(fā)布的法令都是經(jīng)過宰相斟酌過的。這樣一種制度，是相權(quán)對皇權(quán)的一種分解，對皇權(quán)的一種再平衡，使得唐朝這個社會是一個良性的社會，這跟宰輔制度有很大的關(guān)系。因為皇權(quán)是絕對的，如果皇權(quán)沒有制衡，皇帝就要犯錯誤。貞觀時期唐太宗所以不犯錯誤，少犯錯誤，就是由于宰相制度起了作用。宰相制度是帝制制度改良的一個成功的嘗試，唐朝創(chuàng)立了典范。但是宰相制度，除了需要有賢臣，也需要有英主。唐太宗之后，越到后來這種宰輔制度雖然存在，但是皇帝如果不是英主，問題照樣多得不可收拾。（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