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迷津密布，1912年至1928年尤其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海峽兩岸歷史觀分歧巨大，唯獨對這段歷史立場一致，頗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意思。軍閥割據和豬仔議員，成為對這段歷史的固定印象。不僅教科書口誅筆伐，知識分子也是冷嘲熱諷。但這無法解釋，新文化運動為何會在那時出現，民營經濟為何迎來黃金時代，媒體頻遭打壓為何又能前仆后繼？

　　這幾年，對這段歷史有較為多樣的呈現，又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趨勢。李潔先生的《1912-1928：文武北洋》多次重印，在文史讀者中具有一定影響，在他筆下，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都成為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我理解作者的心情，各路武人亦有各自的家國情懷，不能簡單以軍閥一言以蔽之，控訴或者譴責都失之簡單，但是，謳歌或者贊美，同樣失之簡單。這種矯枉過正的翻案文章，偶爾讀讀，可以對沖一下標準答案，多讀無益。在做價值判斷之前，需要有基本的事實判斷。相比之下，錢端升等先生的《民國政制史》、張朋園先生的《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和年輕一代學人嚴泉先生的《失敗的遺產：中華首屆國會制憲 1913～1923》都更為接近歷史的原發場景。

　　這些書重在中央或者國家的宏觀層面，關于地方實踐的內容比較粗略，我對后者尤為關注。魯迅在《阿Q正傳》里描繪的阿Q和“柿油黨”深入人心，公眾乃至知識界提到基層民主政治，就想起這篇小說，想到阿Q把辛亥革命理解為非法拆遷和調戲婦女，想到未莊把自由黨當做“柿油黨”。在民主轉型之初，這種景象絕非子虛烏有。林達在《如彗星劃過夜空》里提到，美國獨立戰爭結束之后，紐約州民眾曾經擁護把此前支持英國的“保皇黨人”的財產全部沒收、拍賣。慶幸的是，美國開國先驅，沒有因為人民素質還不夠高，也沒有因為民主會出現亂象，舍憲政體制，取黨國體制。暴力和賄選，幾乎是與民主轉型如影隨形的“亂象”，但這不是什么“民主亂象”，而是“專制亂象”，是民眾長期缺乏民主實踐的結果。“民主亂象”的說法，是倒果為因。

　　從未莊的角度觀察民主轉型，得出的結論多半是讓人沮喪的。在未莊這種最基層的地方建制里，士紳、學校、媒體的力量非常微薄或者純屬空白，民主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觀察民主轉型的地方實踐，我更傾向于以省或市為單位。得知何文輝女士的《歷史拐點處的記憶：1920年代湖南的立憲自治運動》（以下簡稱《歷史拐點處的記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我就留心尋覓，一直不見蹤影，后來在打折書店發現厚厚的一摞，一時不知是喜是悲。

　　1920年至1926年，湖南出現立憲自治運動，這段歷史不僅今日民眾聞所未聞，縱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的學者，也所知有限。如果要為“軍閥”翻案，最合適的人選不是《1912-1928：文武北洋》里的五位，而是廣東的陳炯明和湖南的趙恒惕。兩位都致力于自治，值得專門做傳，可惜我目力所及，沒有見到理想的著述，只是偶爾有一些文章點到為止。《歷史拐點處的記憶》不是人物傳記，但是部分彌補了這個缺憾。此外，劉建強先生著有《湖南自治運動史論》，由于尚未見到此書，這里存而不論。如果同樣有一本研究廣東地方自治的著作，陳炯明也可以瞑目了。

　　新文化運動之后，聯省自治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一種思想潮流，并且進入實踐層面。后者常與軍閥割據聯系在一起，兩者有重合之處，但是把它們等同起來，則有違史實。以趙恒惕為例，他曾是湘軍總司令，但他還是民選省長，不能簡單稱為軍閥。湖南自治非但不能等同為軍閥割據，還與軍閥割據有著直接的沖突。立憲自治期間，精簡軍隊是工作重點，軍隊橫征暴斂受到限制，盡管效果并不如人意，卻不能得出聯省自治等于軍閥割據的結論。關于這個問題，胡適在當時就撰文《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指出：“裁制軍閥與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權限，在于根據聯省自治的聯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