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莊慶鴻

　　有一天，你發現自己已經做了原告，而你卻毫不知情，繼而又發現：名下的房子沒了？！

　　這樣的事，發生在安徽省阜陽市潁上縣。

　　“我本人不知道，怎么就能當原告？”50多歲的農民羅會來漲紅著臉說。他的房子經由一起“由他起訴”的官司，歸了別人。

　　本人不知道，忽然“被原告”

　　羅會來做的個體生意，是把蘆葦編成的“大圈”(農村盛放糧食的容器——記者注)賣到東北。2005年年末，他虧了錢，還不上地方信用社的70多萬元貸款。這時，銀監會潁上縣辦事處職員王干替他把這一筆錢付給了信用社。

　　“王干是想買我在上海的兩家店面，我一直沒同意。我只說過咱商量好的話，可以給你一家。”羅會來說。

　　在買賣達成之前，他們簽下了協議：“乙方羅會來自愿將上海市某處兩間門面房以862224.6元價格賣給甲方王干，甲方于2005年12月30日前向乙方預付購房款 742224.6元，尚欠12萬元，于2006年3月10日前付清。乙方必須向甲方提供上述房屋的產權證書等。”

　　據羅會來回憶：“當時王干替我付了欠信用社的錢，怕我就這樣跑了，我們就同意把我的房產證交給法院暫時保管，經手法官是鄭章友。”

　　但他怎么也沒想到，房子會在沒有他簽字過戶的情況下，變成了王干的。

　　2006年7月末，羅會來、鄭章友、王干一同到了上海市虹口區房產局。

　　據羅會來說：“那時候叫我去，我就去了。他們說話時，都讓我在一邊等著。當時我都沒說話，不知道咋回事呢。我沒見著過戶文書什么的，因為他們上樓辦事，讓我在樓下復印材料，我看到里頭有一份法院調解書，上頭有我的名字。我很納悶，就留了個心眼兒，把原件悄悄塞進兜里。那時候不敢看，回家才看。”同年8月10日，房主變更為王干。

　　中國青年報記者質疑：“如果你不打算賣，照常理你應該抓緊還錢，怎么會和人簽訂買賣協議？”

　　“我當然想還錢，可是時間特別短，3月簽的協議，我還來不及籌錢，8月房子就變成人家的了！”羅會來回答。

　　2007年，羅會來仍然經常到潁上縣法院的信訪辦公室，“那時就是一心想要回屬于我的房子”。

　　信訪辦公室工作人員調出了一份《民事調解書》：“看，這是你自己同意的，現在反悔也沒有用了。”

　　這份民事調解書的落款時間，正是當年房屋過戶的前不久。“原告”一欄寫的，正是摸不著頭腦的羅會來自己。

　　法官導演一案“六個假”？

　　羅會來說，這一個案子出了“六個假”。

　　“第一假，他們幫我請假律師和造假委托書；第二假，幫我假訴訟；第三假，幫我假立案；第四假，幫我假開庭；第五假，幫我制作假調解書；第六假，是法官到房產局假強制執行。”

　　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的材料顯示，2006年7月21日，羅會來在潁上縣法院，起訴王干欠他10萬元房款。

　　起訴書上，沒有羅會來的簽字和指印。委托代理人是法律工作者張學義。

　　蹊蹺的是，在2008年7月潁上縣人民檢察院的問話筆錄中，張學義坦承他當時根本不認識羅會來。

　　張學義說：“2008年5月左右，羅會來找我詢問代理案件情況時，我才認識的。”而這個時間，距離“委托”已經足足過去兩年。

　　那么，這些起訴、委托和證件，都從何而來呢？

　　據張學義回憶：“民事訴訟狀、羅會來的身份證復印件、一份房屋出讓協議書，還有羅會來簽名、日期項目等都是空白的授權委托書，都是鄭章友法官交給我的，鄭又給我錢，叫我到立案庭立的案。”

　　“我立案后，把發票給了鄭法官，鄭叫我把委托書交給王瑞祥法官。這都是鄭章友安排的。”張學義說。

　　他還證實，在法院送達的立案送達回執上，不是申訴人羅會來自己簽字，而是王瑞祥讓他簽的字。

　　檢方曾問：“你知不知道訴狀上的訴求是不是羅會來的真實意思？”

　　“我不知道，這是鄭章友安排的。”張回答。

　　“當事人不到場授權委托，不到場參加調解這種做法是否正確？”記者問。

　　“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因為鄭章友是法院工作人員，我們關系不錯，所以違反規定辦了。”張學義說。

　　在王瑞祥的調查問話筆錄中，王稱是鄭章友說有個案子，“叫我處理一下，如果有什么問題，他可以從中間做做工作”。

　　兩名法官參與其中

　　那么，有羅會來簽名的空白委托書是真是假？“是我簽的。”羅會來回憶，“是我一次到法院，鄭法官叫我進他辦公室，給我張紙要簽字，也沒說做什么用。我就著桌子簽的。”

　　而鄭章友在潁上縣人民檢察院的問話筆錄中說，羅會來曾是他教的中學學生，所以找他幫助訴訟。

　　“如果是我讓他幫忙，為什么訴狀不讓我簽名？為什么不通知我本人參與調解？”羅會來質疑說，“特別是，為什么不把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調解書交給我？”

　　檢察院在前期調查中問鄭章友：“王干將12萬元交給你，并且愿意承擔過戶的費用，他們直接拿協議就可以到房產部門過戶，之后你就可以將剩余的款給羅會來，為什么還會有羅要起訴王干的事情呢？”

　　鄭章友回答道：“羅會來想要剩余的錢，哪怕欠他1000元，也會起訴的。”他明確否認收受過當事人的好處。

　　從2006年7月21日立案到2006年7月27日法庭宣判，該案一共只用了6天時間。其間，羅會來均未到場。

　　鄭章友在接受檢方調查中說，是羅會來在民事調解后，主動來邀請他去上海協助過戶的。

　　奇怪的是，相關證據卷宗顯示，2006年8月在上海的過戶是法院“強制執行”，并沒有房主羅會來的簽名。

　　就在這時候，另一名潁上縣法院法官李式然出場了。他包車從潁上縣趕來，向虹口區房產局工作人員出示了工作證和執行公務證。

　　中國青年報記者核對，該民事調解由潁上縣法院民二庭辦理，而李式然是民一庭法官，怎么會介入不是他負責的案件？

　　真相是，他的出現，緣于鄭章友的一個電話。

　　李式然回憶說：“當時我生病在家，鄭章友從上海打電話給我，講這個案子要辦理過戶，需要法院工作人員出示證件，他本人沒有執行公務證，另外該案件必須在第二天辦理好過戶，否則要多交幾萬元過戶費，為當事人著想，你辛苦一下，包車過去。”

　　一起民事調解，怎么會需要“強制執行”？

　　兩年后，李式然向檢方坦承，協助過戶“未經執行程序”。

　　在檢方存檔的《情況說明》中，李法官特別說明：“我去上海后，看了法律文書，我認為該案生效的法律文書上載明，雙方當事人憑此文書過戶，審查后認為不需要執行程序。但不是違法出示證件，目的在于證明，憑調解書過戶，法院人員到場。”

　　市中院認定“被原告”案件成立

　　2008年3月，潁上縣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開始調查此事。

　　6個月后，檢察院認定“鄭章友、王瑞祥、王干和張學義4人行為不構成犯罪”，因此未予立案。涉嫌瀆職的法官和其他相關責任人，至今沒有受到追究。

　　而這4年來，羅會來的房子一直沒有回到他的手中。

　　他一直在申訴，請求法院撤銷原民事調解書，返還其上海市虹口區兩間門面房。他的代理律師認為：“羅沒有委托過法律工作者張學義，雙方沒有建立起合法真實有效的委托法律關系，張的行為不能代表羅的真實意思表達，羅不應承擔調解書的法律后果。”

　　2009年10月，潁上縣人民法院認定“原審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撤銷了這份飽受爭議的民事調解書。

　　但被申訴方王干不服，上訴至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他堅持認為，原民事調解書是“合法有效的”。

　　幾次開庭時，王干拿出的證據是羅會來寫的兩張收條。上面分別寫有收到10萬元、2萬元，“我與王干買賣房屋一事兩清”。落款是在房屋過戶當天——2006年8月10日。

　　中國青年報記者問羅會來：“你為什么要收錢、還寫收條呢？你簽了收條，是自愿賣房？”

　　他回答：“不是，這是我們當天在上海的旅館，鄭章友、王干讓我簽的。出了房管局，他們就把錢打給我了，然后讓我寫。我說我不會寫，他就說‘我說，你寫’。那時候不寫不行，我老百姓，怕啊。”

　　今年2月8日，阜陽中院判決，羅會來主張自己根本沒有起訴，該案是假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法庭審理認為：“原一審上訴狀上雖未有羅會來簽名或捺指印，但調解卷宗中有羅會來提供的身份證復印件、房產證復印件、買賣房屋協議原件，及其在授權委托書上的簽名，均能證明其委托鄭章友起訴的事實。”

　　而羅會來堅持，以上證件根本不是他提供的：“2005年我和信用社發生糾紛時，辦案法官就是鄭章友。他從卷宗中拿到我的身份證、房產證等復印件，是很容易的事啊。”

　　同時，法庭認為，雖然張學義沒有取得當事人授權，“但羅會來按照調解書內容給王干出具的兩張收條，能夠印證其對調解內容的追認”。

　　因此，判決再次認定“原審民事調解并未違背自愿原則，應予維持”。

　　2009年5月18日，羅會來向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審申請，已經受理。

　　“我們委托了評估機構，估價現在我兩間店面已經值300多萬元，每年的租金能將近10萬，現在我卻什么都沒有了。”他皺著眉說，抽煙一根接著一根。

　　截至發稿，記者一直試圖聯系潁上縣法院及相關當事法官，但均未果。

　　本報將持續關注此事進展。

　　本報阜陽5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