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也丟了兒子的四川人何順蓮，她至今仍為一件事后悔。“兒子已經(jīng)4歲了，我卻沒有去刻意教他記住家里的地址和電話號碼，我真后悔，如果教他記了，興許有機會能自己找著家。”后來女兒稍大些的時候，何順蓮就一遍遍教這些曾經(jīng)未教過兒子的東西，直至不管誰問，幼小的女兒都能流利地說出父母的姓名、老家的地址和一長串手機號碼。

　　幼孩城中“放養(yǎng)”

　　2000年，何順蓮和老公一起帶著年幼的兒子從四川廣安老家來到昆明打工，因為在老家蓋新房子欠了一屁股債，他們得掙錢還債。

　　初到昆明，和大多數(shù)沒有文化的外來務工者一樣，老公跟著別人做裝修，而何順蓮則自己在家?guī)Ш⒆印Ｋ麄冏庾≡诠俣蓞^(qū)平橋村，一個人口密集、環(huán)境較差的“城中村”，但房租相對較便宜。“做裝修一天也就掙幾十塊錢，老公一個人養(yǎng)家，很辛苦，我看著心疼，就想著自己也干些零活補貼家用。”跟老公商量后，何順蓮把婆婆從老家接來幫自己帶孩子，而她干起了針織的活計。“就是拿了訂單和原材料，然后帶回家來做，每做一件，可以賺一毛五分錢。”

　　為了多賺錢，何順蓮每天從早到黑一直趴在縫紉機上，經(jīng)常忙到深夜。一天，婆婆領著兒子出去玩兒，結果孩子丟了。何順蓮為此直埋怨自己，“如果不做那個活，如果我自己帶娃娃，也許就不會丟了。”

　　和何順蓮一樣，絕大多數(shù)到昆明打工的外來人口都租住在官渡和西山兩區(qū)的“城中村”內，通常是十幾平米大的一間出租屋，除了床，幾乎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沒有。昆明警方提供的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去年，官渡區(qū)常住人口為55.8萬人，流動人口為52.9萬人；　以區(qū)內其中一個城中村———福德村為例，該村常住人口僅1.8萬人，而流動人口就有6.1萬人。

　　諸多外來人口的涌入，讓官渡區(qū)各個城中村的大街小巷，熱鬧異常，在這里隨處可見的場景是：大人們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孩子們自顧自的在巷子里、在攤點旁玩耍，來來往往的陌生人，幾乎看不出這些幼小孩子的家長在哪里。這些外來務工家庭平均每家都至少有兩個孩子，而一家三個孩子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多數(shù)外來務工者因為學歷低，幾乎沒有什么固定職業(yè)，男的大多在建筑工地干活、做些裝修，或者以騎摩托載客謀生；女的多數(shù)租個攤位賣菜賣水果賣衣服，做點小生意。

　　為了維持生計，忙于養(yǎng)家糊口的父母們很難分出精力專門照看幼小的孩子，許多孩子處于放養(yǎng)狀態(tài)；　而在人員混雜、人口流動極大的城中村內，這些孩子就成了人販子下手的主要目標，經(jīng)常是人販子抱著小孩說，給你買好吃的或者給買玩具，孩子就乖乖跟著走了。

　　自從兒子丟了后，何順蓮再沒搬過家，“不敢搬，總覺著兒子有一天能自己找回來。”何順蓮在老家蓋新房子欠的債早還清了，可新房子卻一直沒等來它的主人，至今空著。

　　“當年為什么不看好我？！”

　　2012年，在福建，幾個未成年因偷了一塊玉，最后被警察抓獲。警方通知家屬前來處理，其中一位趕來的親屬說，孩子不是親生的，是買來的，到現(xiàn)在還沒戶口。警方隨即將這位14歲青少年的血型輸入了DNA尋親數(shù)據(jù)庫進行比對。就這樣，丟了兩個兒子的羅芹英找到了小兒子。

　　羅芹英得到消息的那天，坐臥不安。在警方的安排下，她和丈夫千里迢迢趕到福建接孩子回家。“見到孩子時，有點陌生，穿一雙拖鞋，很落魄，我心里很難過，孩子受苦了，但看到他好手好腳的，我又很高興，因為之前我特別擔心孩子被買去弄殘手腳，當乞討工具。”對著9年未見卻朝思暮想的兒子，夫婦倆痛哭流涕，可眼前的孩子卻始終一臉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