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辰生認為，章士釗故居遭遇的情況與梁思成故居的情況有本質區別。“梁思成故居是"真想拆"，章士釗故居是"真想修"，從文物保護實際情況看，章士釗故居局部超范圍施工的內容還是有必要的，施工單位錯在沒把問題、與修繕方案不同的施工部分方案上報市文物局。這是程序上的違規。”

　　北京市文物局給業主外交部和施工單位發出了停工通知書，并作出行政處罰。

　　謝辰生認為，這件事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樣本。“不管你是哪個機關，不管你是誰，你程序違法，我就要罰你。堅持這點很不容易，任何一個機關，都沒有權力超越法律。”

　　謝辰生說，這是專家們很難爭取的結果。為什么“難得”，謝老不愿多說，“我們就這么干了，總算干成了。”

　　根據文物保護法，擅自遷移、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的，尚不構成犯罪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責令改正，造成嚴重后果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北京市文物局和東城區政府公布了“梁林故居”拆遷的罰單，開發單位拆除梁林故居是破壞古都文物的惡劣事件，對古都名城保護和文化之都建設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依據文物法規定，擬對其處以50萬元罰款，并責令其恢復所拆除舊居建筑原狀。

　　公眾普遍認為，破壞文物最高處罰50萬元，相比拆遷后獲得的巨大利益，違法成本太低。

　　對此，謝辰生告訴筆者，多年前制定最高50萬元的處罰時，這一數字還是巨大的。“現在看起來，50萬元就不算大數字了，這是今后法律法規修訂的問題。當前，應該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依法辦事，嚴格執法。”

　　第三次不可移動文物普查的數據，作為保護不可移動文物的重要資源，也為官方逐漸重視。

　　針對城市建設造成的文物破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宮希誠建議政府從管理和制度層面把文物保護納入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普查的數據和資源需要好好利用，對政府來說不難做到，只是麻煩一點。這比起百姓舉報要更有成效。”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表示，文物部門的普查資料可以交給建設部門和城鄉規劃部門，很大程度上能夠減少文物人為消失的問題。

　　相關人士表示，針對普查數據開展的分析，囊括了不同品類和種類的文物，今后可以為科學研究和城市建設提供科學的依據。比如，經濟建設時，事先提出這些地區有哪些文物點的分布，在規劃時就可以避免城市經濟建設對文物的破壞。

　　除去專家上書，來自網絡民間的力量，在這場不可移動文物的搶救中也發揮了強大力量。磚塔胡同的魯迅故居和米市胡同的康有為故居的暫緩拆除，就有公眾網絡監督的因素。

　　“文物不可再生，搶救不可移動文物永遠都不算遲。”謝辰生說，“我能多做一點，就做一點。”據《法制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