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于1946年編成后，錄存9份，除送交有關(guān)部門外，僅存兩份一份存放在上海合眾圖書館。建國后顧廷龍先生把其中一份送交上海圖書館保存。謝辰生先生在為本書正式出版撰寫的《前言》中回憶說：“1981年初，我收到顧廷龍先生來函稱，他手上僅存的一份《目錄》因復寫字跡日益退落，很難保存，要我向文物局反映，可否油印若干份以利保存。當時的局長任質(zhì)斌同志十分重視，立刻批準油印100份，并安排研究室于秀華同志負責具體操辦，經(jīng)過兩年多時間才全部完成，共印100部，由文物局分發(fā)各省、市、自治區(qū)圖書館、博物館以及設(shè)有文博專業(yè)的大學。”謝辰生先生還特請啟功先生為之題簽。2011年秋，我在追尋王世襄先生1947年從日本追回106箱珍貴宋元版古籍的相關(guān)線索過程中，獲知謝辰生先生曾在1946年編纂《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而且66年來從未正式出版的信息，立即商請北京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楊璐幫助，登門拜訪謝辰生先生，書局的出版計劃得到謝老首肯，榮幸地獲得原樣影印出版的獨家許可，謝老并慨允為《目錄》的公開出版撰寫《前言》。

　　不承想，2011年秋，向國內(nèi)博物館、圖書館尋找1981年國家文物局油印本時，竟然遍覓不得，只得轉(zhuǎn)回謝老府上，請求謝老在家中翻查尋找，3個月后謝老從國家文物局原來負責油印的于秀華同志處找到了她僅存的一部家藏本。隨即商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用高倍進口掃描儀進行掃描復制。不久，遇到一位剛從日本講學歸來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他非常贊成中西書局的出版方案，認為從甲午到抗戰(zhàn)勝利，正是中國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大都是通過劫掠、搶奪等非法、非正常途徑；其次，這些文物等級很高，均為高品級的珍稀文物；其三，在即將迎來甲午海戰(zhàn)120周年紀念之際，把這樣一部依據(jù)清晰、考訂詳盡、器物確鑿的流散文物目錄，在延宕66年之后公開影印出版，非常重要，意義非凡，相信歷史、文物、收藏界和媒體一定會高度關(guān)注。可他告訴我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大書庫里就擺放著這部中國國家文物局1981年油印版《目錄》，供人翻閱，不禁令人五味雜陳，扼腕唏噓！不過，這位教授親歷親見的事實，從另一個側(cè)面說明中西書局決心仿真影印、公開出版這部文物目錄，的確是非常必要的。

　　顧廷龍先生的《跋》、謝辰生先生的《前言》分別對他們當年編纂《目錄》的緣起、過程作了介紹，但二位前輩太謙遜了，對我們后輩人來說，他們的介紹實在是過于簡略了。所以，我們在按照原樣影印出版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錄的同時，還必須綜合多方面的信息和歷史數(shù)據(jù)，再現(xiàn)前輩學者艱苦編纂的歷史背景，還原歷史過程，銘記歷史教訓，感恩前輩的艱苦奉獻。

　　1945年4月，抗戰(zhàn)勝利前4個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戰(zhàn)區(qū)文物保存委員會”。12月，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指令，“戰(zhàn)區(qū)文物保存委員會”更名為“教育部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以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著名學者考試院考選委員陳訓慈、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李濟、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梁思成為副主任，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外交部長王世杰，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署長俞大維，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張道藩，教育部國民司司長顧樹森，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國史館館長張繼，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和著名文物學者沈兼士、劉敦楨、張鳳舉、賀昌群、張政烺等26人為委員，下設(shè)京滬、平津、粵港、武漢、東北5個區(qū)辦事處。徐森玉為京滬區(qū)代表，余紹宋、黃增樾、江彤侯、程復生為副代表，金研僧為助理代表，顧廷龍為辦事員；沈兼士為平津區(qū)代表，唐蘭為副代表，王世襄為助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