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的短兵相接，終于在1926年的越秀山游藝會變成了正面交鋒：因不滿主辦方將“折衷派”作品邊緣化，高劍父授意學生方人定撰文，貶斥傳統派因循守舊；黃般若代表國畫研究會奮起還擊，反譏“折衷派”剽竊日本畫，欺世盜名。在長達數年的隔空論戰中，針對劍父師徒“為鬼為狐”、“非驢非馬”、“抱養之義兒”等謾罵之語，一時充斥報端。

　　“許多人以為廣東人很新，富有革命性，不知粵人頭腦頑舊的，正復不少！”“藝術革命”的主張不為接受，高劍父耿耿于懷。而最讓他備受打擊的，莫過于剽竊日本畫的指控。然而，劍父師徒對此竟無還擊之力。其實，“二高一陳”早年取法東洋，作品中生硬模仿的拼湊之處并不足為怪。高劍父就以“日本畫即中國畫”自我辯解。但耐人尋味的是，他的后期作品也在有意無意洗刷東洋風，晚年甚至聲言“寧可有洋味，不可有日味”。

　　“他們每罵我一次，我便刻苦一遭。”面對傳統派的批評，高劍父也在進行反思，暗下苦功，惡補傳統畫學。他筆下的《萬壑爭流》、《古松》，極具文人畫意，讓對手們也心生驚訝。事實上，“國畫革命”從來都沒有主張“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滅古人”。相反，高劍父一生都對傳統國畫懷著深深的眷戀。這為他晚年向宋院畫、文人畫的趣味轉型埋下了伏筆。

　　盡管飽受非議，高劍父并沒有改變立場，他對海外藝術的興趣有增無減。這一次，他將目光投向南亞。1930年，借前往印度出席亞洲教育會議之機，高劍父對南亞、東南亞諸國進行沿路考察，期間還拜會了詩哲泰戈爾。泰戈爾對“折衷派”的主張亦頗為贊賞。這位特殊的海外知音，給身陷漩渦的“折衷派”注入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