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外派小分隊到天津提供上門拍照服務時，當地的一家媒體評價說，中國照相館的師傅能放下架子從北京跑到天津來服務，天津照相館的師傅們為什么不能走出去？

　　2001年，中國照相館完成了從集體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后職工控股達到了70%。

　　“為什么我堅持70%，不然還是國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開手腳。”孫秀珍說。

　　如今，中國照相館，已經擁有6家分店。暗房也改為明室操作；數碼攝影廣泛替代了135膠片機；工藝流程上，過去的熱裱，也改為“冷裱熱壓”，為的是節省電力和原材料。

　　只是現在，隨著數碼照片的流行，手工上色技術已經接近失傳。徐松延忍不住拿出珍藏的上色照片，摸著上面用毛筆，蘸提純后的植物和花朵的漿汁，一點一點描摹的色彩，遺憾地說：“這多漂亮！”

　　為領導人拍照，已經不再容易了

　　時至今日，誰也說不清楚，櫥窗里的3張偉人照片，究竟是何時擺進去的。

　　在前任經理高立中印象中，“文化大革命”前后反對個人崇拜，櫥窗里擺放的是勞模陳永貴的照片。伍佩銜記得，在1995年春天的時候，他將這3張照片擺在了接待大廳的顯著的位置。

　　據說，每年大年初一的時候，還有人在照相館門口沖著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頭。“還有人在那里講毛澤東年代有多好多好，旁邊人給他鼓掌。”孫秀珍說。

　　另一方面，為領導人拍照，已經不再容易了。在中國照相館的走廊里，偶爾可以看到賈慶林、王岐山、李鐵映等人的照片，這些大多數都是解黔云憑借自己全國勞動模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在各種會議上借機拍攝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有規定，現任領導人不允許在外面拍照，也不允許照相館把那些照片擺出來。”高里奇解釋得有板有眼。

　　一位曾經給現任國家領導拍過照片的攝影師私下說，如今給領導拍照越來越難。一般都會提前好幾天打招呼，各種攝影器材也封箱拉走了，然后當天把人拉到中南海等地，攝像師之間都不能見面，直到拍照的前一刻，兩人分別把架子和燈放好，基本上也不會跟領導人說上話。

　　據店員們回憶，周總理在親自登門拍攝前曾關切詢問姚經才：“你們從上海遷來北京，生活習慣不習慣？來后適應了就好了。要很好地為首都人民服務，為國際友人服務。”

　　劉少奇拍照時見姚經才神情緊張，也安慰他說，“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機場照相從來是聽新聞記者的；到了照相館，當然就得聽你們攝影師的指揮嘍！”

　　這些都存在于回憶之中，而他拍攝的偉人照片，也成為中國照相館的標志。孫秀珍記得一次接受采訪，有記者問，中國照相館是否借此宣傳自我，她忍不住反問道：“您覺得誰能發這個話，讓我們現在不擺這些照片？誰能負得起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