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謀劃中國經濟下一個五年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在復雜環境下穩增長穩預期，是各界關注的核心議題。近期，各方特別是經濟學界對消費和投資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有一些討論。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曾深度參與多輪五年規劃編制，對宏觀經濟運行邏輯與政策落地路徑有著深刻理解，本文圍繞上述議題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議。

　　近期各方討論中國穩增長的舉措時，對以促消費還是穩投資為主做好宏觀調控有一些不同觀點，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些聲音，宏觀政策應該如何取舍？

　　董煜：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在需求側，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需要持續擴大內需，在宏觀政策的目標和手段上，促消費和穩投資都是非常重要的著力點。

　　消費和投資在增長中的作用，一直是宏觀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在不同的階段，問題的表現、政策的側重都會有所不同。近期一些學者從完善宏觀調控的角度所提的建議，都是有見地的，也是有較強參考意義的。當然，有的為了增強觀點的鮮明性，突出強調某一方面的舉措，從學術角度也是無可厚非的。

　　從真實的宏觀調控邏輯看，消費和投資，從來都不是一道選擇題，也不是一場“拔河”比賽，不存在取舍關系。工作的著力點，也是分別要發揮好“基礎作用”和“關鍵作用”。近年來在兩個方面分別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實際上構成了以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和“兩重”建設為標志的兩套組合拳。

　　從當前經濟面臨的問題看，消費領域的問題還比較突出，需要進一步加大政策引導的力度，特別是在創造多元化消費場景上下功夫。剛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許多地方很火爆，說明消費意愿是客觀存在的，需要更多去發掘。

　　近期各方對投資增速問題十分關注，對此要作結構性的分析，其中房地產投資拖累較多，這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陣痛。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越是需要關注新興支柱產業的投資，而這方面是有亮點的。在創新和產業領域，需要新基建做好鋪墊，對成果轉化要有耐心，有些工作外界暫時“看不見”或“看不清”，但不等于不重要。

　　無論看消費還是看投資，都要算大賬。在促消費工作中，既要做好增加投入的“加法”，也要做好減少限制的“減法”。在穩投資工作中，要更多加入對未來收益和綜合效益的考量，給民間資本更好的回報預期，也要努力遏制無效和低效投資。還要看到，消費和投資之間本來就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消費增長點可以拉動新的投資，投資也能通過傳導機制創造新的就業和消費。

　　今年要格外重視投資，因為“十五五”規劃某種意義上也是一份投資清單。近期我們與各方溝通交流時，感受到市場特別是企業家、金融圈對“十五五”規劃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十五五”規劃的各個任務章節和專欄里都蘊藏著大量商機，在規劃年，所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都在研究新的項目清單，所有睿智的企業家和投資者都會去關心這些清單，這時候誰再忽視投資，誰就會錯失未來五年的發展機會。

　　對于怎樣才能更好促進消費和投資的具體政策，應該歡迎各方多討論。當然，在輿論場上支持不同觀點的聲音，有的過度放大了某項舉措的作用，對另一方面的舉措則拋出“無用論”，這是沒有必要的。在這一議題的討論中，我們需避免陷入純學院派的爭論。當前經濟工作中消費和投資都很重要，任何理性的調控手段都必須在兩端同時發力，不可能只顧一頭。

　　這些年民生需求變化很快，沒有一個國家面臨像中國這樣短時間內快速擴大和快速多樣化的民生需求，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努力通過大規模投資建設去“適配”這種需求的變化。對于老百姓來說，經濟學界的辯論是飄在天上的，家庭生活的變化才是實實在在的。中央政治局7月30日會議特別強調“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擴大消費需求”，就隱含著這方面的意思。理不辨不明，通過討論推動形成有效果的舉措，才是真正有意義的。

　　在下一個五年，中國能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嗎？如果想要達成這一目標，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董煜：首先要明確，中國已是消費大國。在“十四五”規劃編制階段，我們曾提出建議，希望這一時期中國能躋身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彼時我國與美國的差距已大幅縮小，當時判斷或許用不了太久便可實現這一目標。但受多重復雜因素影響，尤其是匯率波動，“十四五”期間我們未能達成這一目標。不過從實際購買力來看，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與核算方法，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超過美國，達到其1.6倍。因此在“十五五”規劃中，持續做大做強中國消費市場，理應成為重要目標。

　　值得關注的是，我們不應僅停留在對目標本身的討論，更需探索宏觀調控方式的優化——比如在提振消費領域，究竟該從哪些方向發力。

　　目前，部分國家采用發放直接補貼等方式提振消費，這類舉措確實有一定效果，但客觀而言，若要將其復制到14億人口的中國，需直面一系列現實問題：財政層面能承受多大規模？補貼需達到何種額度才能真正撬動消費？又該精準覆蓋哪些群體？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復雜問題。

　　事實上，同一政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效果各異，這與各地消費習慣密切相關，補貼發放后資金是否能直接轉化為消費，也存在不確定性。相比之下，如何多措并舉穩定和擴大就業崗位，如何努力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回歸消費本身，無論是從中央的部署還是我的個人觀察來看，有兩個方向尤為重要：其一便是服務消費。服務消費對就業有直接拉動作用，且新消費形態多集中在服務領域，能帶來顯著增量；同時，餐飲、住宿等部分服務消費與基本民生緊密相關，是消費市場的重要支撐。其二是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及的“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目前我們已在推進相關工作，但仍面臨不少待解難題，需要進一步破題。

　　除了橫向拓寬消費場景，縱向覆蓋不同收入群體同樣關鍵。也就是說，我們既要為工薪階層打造適配的消費場景，也要滿足其他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這一點在后續工作中尤為重要。且這類舉措未必依賴直接財政投入，更多可能與取消消費領域的限制政策相關。

　　當前多個領域仍存在部分消費限制與隱性壁壘。專家討論時也提出，部分領域可適度先行探索，比如定制化醫療、優質旅游等，通過優化供給將更多消費留在國內。

　　在消費政策制定上，我們不妨進一步解放思想——核心是秉持這一理念，在守住紅線的前提下，推動各領域梳理并解除非必要限制。相信只要主動作為，總能找到一批推行難度較低、見效較快的突破口。

　　提振消費的前提是提振收入和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下一個五年有哪些措施可以更好穩預期？

　　董煜：在所有宏觀經濟問題中，穩預期是難度最大的課題之一。如今我們已將預期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諸多工作均圍繞穩定預期展開。其中，準確傳遞政策信號、保持政策穩定性，是幫助經營主體形成一致、穩定預期的重要基礎。

　　但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的背景下，企業對經營盈利的不安全感客觀上升。因此，我們需從多維度為市場注入經濟安全感，而落實針對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正是重要起點。

　　當前不少中國企業面臨一個現實挑戰：若海外訂單無法持續增長甚至出現下滑，企業增長便會受限。這意味著我們需在海外市場開展更多主動作為。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產能也存在一定擔憂，如何向海外講好中國經濟故事，就顯得尤為關鍵。

　　海外市場的開拓仍需持續推進，但核心是平衡好與當地的利益關系——關鍵要看能否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與發展機遇。

　　從中國經濟自身的階梯式發展經驗來看，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曾帶動內陸地區共享紅利；如今，中國現代制造業“走出去”、與海外開展投資貿易合作的過程，同樣能將中國的發展紅利輻射到相關國家和地區，為當地帶來就業與收入增長。這一邏輯需要清晰傳遞給國際社會。

　　過去，發達國家的經濟外溢效應曾為中國經濟提供支撐；如今中國也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外溢能力——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企業也能發掘更多海外市場機會，進而改善自身發展預期。

　　因此，“十五五”期間，我們既要充分釋放國內消費潛力，也要通過供給端的作用機理優化激活海外需求。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開展更多點對點的精細化工作，確保政策精準落地、效果切實顯現。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