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之基。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自古以來，中國士人和知識分子就有做“大先生”的傳統(tǒng)。長期以來，廣大中國教師立足三尺小講壇，擔負教書育人大使命，支撐起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教育體系。

　　今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yè)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為高素質教師培養(yǎng)指明了方向。如何弘揚教育家精神，如何成為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大先生”，是當前擺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問題。

　　《小講壇，大先生》一書以中國古代孔子、朱熹，近現代徐特立、陶行知，當代段力佩、斯霞、方明等27位在教育領域中的突出貢獻者和模范代表為范本，細致描摹其治學為師的先進事跡和崇高品格，集中展現小講壇上“大先生”師德高尚、為人師表的形象特質，為廣大教師踐行教育家精神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引，激發(fā)教育工作者爭做“大先生”的動力。

　　爭做“大先生”，要有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理想信念。陶行知之所以能成為“大先生”,首先就在于他從小就立下“為中國做出一番大事業(yè)來”的報國志向。徐特立抱著“創(chuàng)造有利于國家民族的事業(yè)”的奮斗目標，積極探索實踐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鐘期榮秉持“教育系國家之安危，民族之興衰，社會之興亡”的認識，舉家從歐洲歸國，棄法從教，不惜毀家興學，創(chuàng)辦樹仁書院，為的是保全中國人的骨氣。黃大年作別康河的水草，歸來做祖國的棟梁，把個人理想追求融入黨和國家事業(yè)中去。

　　爭做“大先生”，要有師德高尚、為人師表的道德情操。涵養(yǎng)師德、以身立教是“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道德情操在“大先生”身上的生動體現。理學家朱熹主張將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他說“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誠知用力于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于漪牢記“只要選擇了教育這個職業(yè)，就一定要追求高尚”的誓言，以“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激勵自己，堅持在思想言行方面做學生的榜樣。她說：“我牢牢記住這句話，努力身體力行。”

　　爭做“大先生”，要有深耕教科研育人的育人智慧。深耕教學、科研育人是“啟智潤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在“大先生”身上的具體體現。無論社會活動如何繁忙都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的法學泰斗高銘暄曾多次談道：“從1953年到現在，我都在課堂上教書。我喜歡上課，這輩子就是吃教學這碗飯的。”“人民教育家”于漪長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形成了獨特的教學風格，她認為：“語文教學的目標就是培養(yǎng)人，語文學科就是要樹立‘育人’大目標，既教文又育人，要全面培養(yǎng)學生。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首先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應該努力爭取做個教育家，做個‘育人’的專家。”

　　爭做“大先生”，要有勇于挑戰(zhàn)、追求卓越的躬耕態(tài)度。教師需要具備對新知識、新技術、新方法的學習研究能力，要善于把握行業(yè)、企業(yè)發(fā)展對人才的實際需求，并勇于創(chuàng)新教學設計，雕琢教學藝術，讓所培養(yǎng)的學生能滿足社會需求。陶行知匯通古今、學貫中西、述而且作，以扎實淵博的理論知識和無所畏懼的開拓精神，創(chuàng)立了獨樹一幟的生活教育理論體系。斯霞追求卓越，開創(chuàng)“隨課文分散識字”教學法，大面積、高效率地提高了識字教學的質量。黃大年在教書育人同時，勇挑科研重擔，先后擔任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等專項首席科學家，為祖國的科技發(fā)展殫精竭慮，創(chuàng)造了多項“中國成就”。

　　爭做“大先生”，要有涵養(yǎng)關愛學生、筑夢成才的仁愛之心。關愛學生、筑夢成才是“樂教愛生、甘于奉獻”的仁愛之心在“大先生”身上的生動體現。愛生如子，不只是弟子們對潘懋元的中肯評價，更是潘懋元數十年如一日用愛與行動躬身踐行的人生操守。陶行知教育師生有一句名言：“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學生除了在學業(yè)上不斷進步，還要砥礪德行，追求真理，成為國家需要的人才。段力佩認為育才是一個學校的重要責任，學校的一切工作都應以育才為核心。

　　弘揚教育家精神，立足三尺小講壇，爭做新時代“大先生”，應該成為每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自覺追求，唯有不斷修煉內功，才能為實現民族復興培養(yǎng)更多筑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