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登記后，前臺工作人員叫來一名姓王的業務經理。得知記者是沖著宣傳畫上的專家而來，王經理將記者引至洽談區等待。在周邊的三個洽談區，前來鑒定藏品的藏友正與其他工作人員交談。

　　5分鐘后，王經理說，指定的專家已經外出，只能找其他專家鑒定。“公司有5位專家，都是"中博"的專業人士，但都在忙，還要等一會。”等待期間，隔壁操外地口音的兩名男子與工作人員發生不快，“你們當初說是現金收購的，現在卻是放在這里賣。”他們帶來了一幅十字繡，兩人商量后決定帶回。

　　20分鐘后，在王經理的帶領下，記者前往財務室交了400元鑒定費(200元一件)后，終于見到鑒定專家。

　　鑒定：專家連稱“好東西”

　　在二樓一間擺設講究的鑒定室，一位姓楊的鑒定師及一旁做記錄員的女工作人員接待了記者，王經理一直現場陪同。鑒定師的桌案上，擺放著白手套、放大鏡等各類鑒定工具。

　　“是家里傳下來的吧。”鑒定師主動開口，招呼記者坐下。專家接過小瓷盆，用手掂量一番后說，雖然瓷盆上標注的是明永樂年間的款，但并不是永樂年所產，他十分肯定地說：“是晚清仿明代的瓷器”，并將此盆定名為“青花花卉紋瓷盆”，吩咐一旁的工作人員記錄在冊。

　　專家進一步解釋，“釉面還是不錯的，花紋也是典型的明代風格，但里層的胚胎質地不行，屬于民窯瓷器，是后代仿制前朝的。雖然如此，還是有收藏價值。”

　　看到記者隨后拿出的瓷罐，專家嘖嘖感嘆，連稱“好東西”。在看過瓶底的落款“大清道光年制”后，他稱該瓷器年代為清末民初。對于瓷器底部“大清道光年制”的落款，是否證明為官窯的詢問，這位專家稱，“當時許多瓷器廠都是"官辦民制"，雖不是真正的官窯，但用現在的話說是準官窯。”

　　見記者有點失望，他補充說，該瓷器造型獨特，雖然市面上并不少見，但如此大件、保存完好的十分少見，雖然年代不及瓷盆，但價值要比前者高許多。他將該瓷器定名為“粉彩花鳥紋帶蓋冬瓜罐”。

　　兩件“地攤貨”，經過專家3分鐘的鑒賞后，甚至未借助任何鑒定工具的情況下，就將其定為晚清和清末民初的寶貝。當記者詢問價格時，專家稱，“會由估價部門的工作人員給出。”

　　估價：百元地攤貨估價15萬

　　在王經理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位于三樓的一間小辦公室。不久后，該公司估價部門周總拿著一份“專家鑒定單”走了進來。他為瓷盆估價15萬元，瓷罐估價30萬元。

　　“這只是根據市場行情，給出的最低估價。”周總補充，如果放在拍賣場上，翻上好幾倍不成問題。

　　為了打消記者的疑慮，他指著由王經理拿來的一本拍賣圖冊稱，公司下屬的拍賣公司去年在香港舉行的一場拍賣會上，拍出一款乾隆年間的官窯瓷瓶，“估價為300萬，結果不到10分鐘的時間以600多萬元成交”。

　　讓記者覺得十分不嚴謹的是，該公司幾乎人人都是專家。記者拿出隨身攜帶的一塊“玉佛”請周總把關，他稱“這是一塊翡翠，"水頭"不是很好，但可以值數百元。”待周總離去后，記者又拿出一紅木筆筒請王經理把關，他給出的結論是，雖年代不會早于清代，但市場價可值一兩萬元，“平時看得多，跟專家接觸多了，自然看得出來。”

　　實際上，“玉佛”是記者三年前從街邊的一個工藝品攤上花5元錢購買的。紅木筆筒是在上星期在一家禮品店購得，價值數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