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

　　以書法為例：不僅書法本身關系重要，即從文學方面來看，不論是詩是文，詞匯的運用，事跡的敘述，思想感情的表這，也都能看出它的時代風格。就書札行款格式來說，自晉唐至明清也有很大的變化，連稱呼都不相同。會天我們用“千古”作為對死替的哀悼，明代卻用來對生人表示尊敬。清人書畫題款慣用的“某某仁兄雅屬”，明人是不會這樣寫的。不同時代的字，筆劃也不同。武則天時新創(chuàng)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時出現(xiàn)。不同時代的繪畫也有不同風格。繪畫自古以來就注重“成教化，助人倫”，“指鑒賢愚，發(fā)明治亂，”所以首先促進了人物畫的發(fā)展。早期人物的描法，如“春蠶吐絲，始終如一”，繼之而起的有輕重提按近似蘭葉的衣縱，標志著用筆的進一步發(fā)展。轉折快利、順挫分明的描法要到南宋才開始流行。山水畫初起時不講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時代風格。等到畫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將大自然縮寫到畫幅之中，所謂“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累數(shù)尺，體百里之中”。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早期山水多攝取全形，到南宋李唐、馬遠、夏圭諸家截取山腰、山腳，取景才向另一種局勢發(fā)展。北宋大家如李成、郭熙，所畫樹石是中原景色，南宋才出現(xiàn)水天空蒙的一角“剩水殘山”，這和宋室偏安，政治中心南移是分不開的。元代文人畫講求筆情墨韻，不以形似為工，使山水面目又為之一變。以上只是簡略地提一提時代不同，畫家的思想、生活、工具、方法，都會有所改變以致影響繪畫的風格，而使人看出它的時代特點。

　　具體到繪畫中的服飾器用，往往有關歷代制度，所反映的時代特點，更為鮮明。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衣冠異制》專論這方面的問題。畫中事物是否與歷史相符，被郭氏用作評論的標準之一，可見自古以來鑒賞家對這方面就十分注意。熟悉各個時代的服飾情況對鑒定是有幫助的。古代畫家也有畫錯前代衣冠制度的。但只有畫錯或混淆了前代已有的，而不會畫出當時尚未有的。有些畫上題有唐代畫家的名款，但畫中有用藤竹纏扎的高形圓幾和帶束腰的長方高桌，從器物上來看，便知這畫是宋非唐。再譬如有古紙古絹的風俗畫，而畫中有戴紅頂花翎的人物，無論紙絹如何古老，它也絕對不會是清以前的作品。

　　書畫條幅的形式也有它的時代風格。如北宋人常畫高頭大卷，團扇宋元都有，明代就少了，一直要到清代道光時又時興起來。折扇明初更多地流行起來，起初用它來寫字，后來才作畫。對聯(lián)產(chǎn)生于明代晚期，乾隆以后始流行，如有宋元人款的對聯(lián)，可以肯定是假的。

　　從事鑒畫的人不妨將書畫的時代分一段落。如唐以前、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干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國初年。只要我們書畫看得多了，漸漸熟悉了，不同時代的風格在心目中就會出現(xiàn)一個輪廓。凡遇一件具體作品時，首先要看它的風格特點屬于哪個時代。不過時代也不是上來就能十分確定的，有時也是從其他條件觀察、了解之后才判斷出來的，要充分考慮其他種種的可能性。一則提防有例外，二則前期的風格有時會延續(xù)到后代。

　　即使撇開書畫中那些確鑿表現(xiàn)時的形象不談，它的時代風格也決是抽象的東西，而是明顯存在的。同一時代的作品，盡管有個人和地區(qū)上的差別，如宋代書家蘇、黃、米、蔡異體，山水郭熙、范寬殊規(guī)，但其間還是有某些共同的風格特點，使人一看而知是宋人的字、宋人的畫。前人鑒定書畫，看到同一時代作品的相同點和不同時代用品的相異點，往往說什么“朝代氣象”，實際上他們所感覺到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時代風格。

　　個人風格比時代風格還要具體，更容易捉摸。書畫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審美觀點不同，習慣不同，使用的工具也往往不同。古人寫字，不僅執(zhí)筆方法有出入，運筆的遲速、用力的大小也不一樣，在什么地方用力更是人名相殊，摹寫古人的書法固然可以使用同樣的工具，運用相同的方法和速度，但很難掌握用力的分寸和筆鋒轉折的節(jié)奏，要寫某一家的字先要分析研究某家的筆法。所以鑒定書畫不能只著眼于作品的表面形式，而是不僅要知其然，還能知其所以然。否則便不能深入地抓往它的特點，也就是無法掌握他的個人風格。有人學書畫鑒定是從看字入手的，為了要求有切身體會，學看字又從學寫字入手。從對寫字的用筆有了門徑，就感到看字也能比較深入。從這里再引申到看畫，舉一反三，對繪畫用筆的遲速，用力的大小，以及筆鋒的正側等等也較易貫通。一個不受個人愛好所局限的畫家，在鑒定繪畫時在某些地方要比不會畫的人占便宜，就是因為他能掌握作畫用筆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