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春。

　　與往年同樣明媚的陽光下，“購鹽潮”背后所體現的日本核泄漏事故印記，悄然加在這座千年古都之上。3月17日，曾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研制開發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老先生，在武警總醫院住院部接受了《環球財經》專訪。何老腰椎有疾，不日后將接受一個較大的手術。也因此，何老此前推掉了其他一些媒體的專訪請求。

　　就在一天前，3月16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應對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泄漏有關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立即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全面安檢；立即停建不符合安全標準的核電站；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等。會議要求繼續加強輻射環境監控和重點區域監測。

　　見面遠比想象中輕松，耄耋之年的老者對于前一天中央做出的決定表示了高度的認同。《環球財經》雜志社副社長彭曉光與何老的對話也從這里正式開始。

　　技術難度制約發展空間

　　彭曉光：日本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危險等級不斷提升，這一事件既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也引起了人們對中國核能發展的關注，各方面都在對此進行評估。我們想聽聽您對此的看法。

　　何祚庥：我不完全是專家。我們這代人都有一個傳統的夢想，將來中國的能源問題能夠通過核能得到最終解決。現在的核工作者還抱著這樣的理想，但是我已經放棄了，放棄的原因并不是我對核能不忠，而是我個人認為難度較大，這種難度不僅體現在技術上，也體現在成本上。

　　發展核能，是我國兩代科學家傳統的夢想，但夢想與現實之間是有距離的。除了技術和成本，還要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資源問題。在發改委一次座談會上，我曾提出一個材料，我說我國應該發展可再生能源，理由是核能資源不夠，當時有一個數據表明，以中國的資源發展核能，一共只能夠25座標準核電站(100萬千瓦)運行40年。去年年底，我國在快堆后處理技術上取得突破后，媒體曾報道說“由于快堆技術的成功，我國的核資源可支撐年限將從60年延長到3000年”。我個人認為這個說法不夠準確，因為它沒有說明是多少千瓦的核電站運行3000年。

　　與世界核工業先進國家相比，我國還有很大距離。我們現在是世界第八位，印度是世界第七位，排名只相差一位，但實際差距有多大呢？我這里有個材料，據《中國核工業報》2011年3月2日報道，印度的實驗快堆1985年實現臨界，中國實驗快堆2010年才實現臨界，差了25年；印度于2004年開始建造的50萬千瓦電功率原型快堆將于2012年建成，我們國家正在建設試驗快堆只有25兆瓦，約是印度的二十分之一，且可能在今年建成，而我國擬自主設計的示范快堆項目尚未立項；印度已擁有3座小型熱堆乏燃料后處理廠，我國的第一座大型熱堆乏燃料后處理廠尚在擬議之中；印度于2005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了快堆乏燃料的水法后處理熱實驗，我國快堆乏燃料后處理技術研究剛剛起步；印度具備了快堆MOX燃料制造能力，并可為即將建成的原型快堆提供燃料，我國尚未掌握快堆MOX燃料制造技術；印度自主建成了3座高放廢液玻璃固化廠，我國尚不具備玻璃固化廠的建設能力，目前依賴進口。

　　核能受到推崇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其被認為是清潔能源。核能也可以說是清潔能源，但是如果放射性產物得不到妥善處理，就成了危害極大的污染能源。全世界過去的核電站成本都很低。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核電站一度做到1度電4厘錢。那時候覺得核電前途一片光明。成本如此之低的原因是那時沒有重視安全問題。美國三哩島事故、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出來以后，大家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是要確保安全。

　　方法之一是設計上進行改進。過去不確保安全是為了省錢，因此確保安全的必要條件是多投錢。首先要保證核反應堆的設計安全，再者是外墻的抗震能力。應該說日本人在設計核電站時是考慮到了這個安全的。日本建筑的抗震結構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技術領先的，因此這次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不能怪日本的工程師和設計師，9級地震確實是太大了。在安全問題上，不給錢是做不到的。我們的高層建筑結構水平與日本在技術上還存在差距。因此中央最近重新審視對核電工業的發展，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從安全角度和成本角度都應該加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