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內減負，校外增負。

　　一方面是學校減負后的輕松自如，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訓的熱火朝天。體制內的素質教育與體制外的應試教育離奇地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今天城市教育最熟悉的圖景。

　　小升初取消了，中考名額分配了，優(yōu)質教育擴大了，均衡教育推進了，為什么學習壓力絲毫不減？為什么校外培訓愈加火爆，甚至“一座難求”？

　　追問一：教育政策的實施為何與現(xiàn)實背道而馳

　　初冬，入夜，霧霾。

　　3個小時的補習結束，大廈樓前人們進進出出。

　　無論天氣如何，劉女士都已經(jīng)習慣了每個周末陪孩子到培訓機構學習。細數(shù)，已經(jīng)一年有余。近在眼前的水果攤位燈火通明。課后，她總會到那里買些水果給孩子。她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滋味是多種多樣的，不只是苦，也可以甜。

　　報道《瘋狂的學而思》將偌大的教育培訓市場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并持續(xù)在網(wǎng)上發(fā)酵。在劉女士看來，一次次報道之后，孩子們的負擔沒有減輕。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培訓班里“泡”大的一代，躲也躲不開，減負風暴過后，一切如初。

　　一邊是無法避免的無奈，一邊是義無反顧地投入。前段時間，培訓機構推出“雙十一”寒春聯(lián)報優(yōu)惠活動，劉女士果斷刷卡，課程學習還要繼續(xù)下去。

　　“只顧校園減負，而不管學生整體減負的減負政策是鴕鳥政策。”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直言，發(fā)禁令容易，把責任推給培訓機構和家長也容易，但這無益于解決問題。

　　在熊丙奇看來，如果義務教育不均衡，中高考單一的分數(shù)評價體系不變，要想把學生從學業(yè)負擔中解放出來，是很難做到的——學校嚴格執(zhí)行教育部門的減負令，減少考試、減少作業(yè)，可是，在激烈的升學競爭壓力下，離開校園的學生會一頭扎進校外培訓班。這不但沒有真正減輕學生壓力，還會增加家庭的焦慮和負擔。

　　“目前，中國家庭教育在為競爭而學，還不允許失敗。”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劉云杉教授如是理解，在這場競爭中，教育被徹底異化了，教育變成了家庭財產(chǎn)、家庭地位的保障。

　　追問二：學校課程能否滿足孩子需要

　　“學高就低”是劉女士送孩子到培訓班后聽得最多的一個詞。“學過機構里難的內容，學校的就不在話下。”

　　在劉女士看來，因為減負，在校時間縮減，學習方面基礎訓練肯定不夠。無論是基礎還是拓展，學校都無法滿足，就只能靠家長，靠課外機構輔導。

　　上培訓班，進入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進而找到好工作——無數(shù)個家庭都在這條鏈條下開心、失落、彷徨、奔波、糾結……在培訓機構里，通過比較記者發(fā)現(xiàn)，孩子們的童年都一樣，沒有誰比誰更輕松。面對精神日益緊張的孩子，陪學的王先生不免憂慮：這樣的生活會不會在孩子心里烙下一道抹不去的“傷痕”？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表示，在熱論培訓班是是非非的過程中，被模糊的是義務教育的宗旨、公辦學校的功能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責任，被架空的是兒童權益，被犧牲和被剝奪的是小學生的健康、娛樂、生存和發(fā)展權。

　　追問三：家長為何變成“虎媽”“狼爸”

　　“這樣一路走過來，真不容易。”作家葉開慨嘆，“我的孩子已經(jīng)長大，不報任何補習班，不參加任何輔導班，這樣十年下來，身上的壓力不可謂不大。看著同班同學都在父母的帶領下，沒有休止地奔走于各種課外班之間，我們只能佩服，也甘愿孩子在班上成績中游。”

　　家長們不心疼孩子嗎？不懂拔苗助長的道理嗎？接受采訪的家長們表示，除非你有與大環(huán)境抗衡的勇氣，或者你有能力去選擇一條與眾不同的教育道路，否則只能坦然面對現(xiàn)有的教育體系，去適應，去競爭，去更好地生存。

　　“減負將學校的主陣地讓渡，將教育的關鍵責任外包。而今，在校園表面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憊的孩子與負擔沉重的家庭？溫情的人本主義者此刻已成為急躁的功利主義者，紙上談兵的‘蟲爹’完全敗給精明強干的‘虎媽’‘狼爸’。‘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既是培訓機構蠱惑人心的廣告詞，也是家長們彼此綁架、推高投入的心魔。”劉云杉表示。

　　“只有切實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同時深入推進中高考錄取制度改革，打破單一的分數(shù)評價體系，建立多元評價體系，才能給所有孩子良好的成長空間，也才能切實減輕家長的焦慮。那時，社會教育培訓機構，也會從目前專注于學科培訓（包括競賽培訓和考證、考級培訓），走向真正的興趣培訓，服務于學生的個性發(fā)展需求。”熊丙奇說。記者 靳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