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浦江之畔，群賢畢至，思想激蕩。10月13日至15日，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全球五大洲的知名學者、智庫專家、文化使者等齊聚一堂，以“世界視野下的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為主題，貫通文明脈絡與現代化實踐，“以學術照見中國，以中國回應世界”，共啟思想交流盛宴，共繪文明互鑒圖景。

　　“資深政要：從世界舞臺觀察“中國治理””

　　本屆大會特邀多位具有豐富國際治理經驗的資深政要參與研討，將專業類對話提升至全球戰略的高度。這些資深政要從親身參與的全球化治理實踐出發，為審視“中國方案”、理解“中國經驗”提供了難得的“操作者”視角。他們的見解，源于治國理政的親身實踐，因而顯得厚重與深刻。

　　1978年，39歲的羅馬諾·普羅迪從講壇走上政壇，出任意大利工業部長。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兩度出任意大利總理，當選歐盟委員會主席，并推動歐元啟用以及歐盟擴大至25國。作為“意大利工業經濟學派”奠基人之一，普羅迪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和中國人民的活力印象深刻，并一直關注著這個國家所發生的變化，認為“這種改變比任何人所以為的都要更加深刻”。

　　普羅迪強調，全球合作對人類的未來至關重要。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是面向全世界開放的重要公共產品。各國政治家需要認識到如何通過對話妥善處理分歧，學會在接受差異中實現互相理解。

　　普羅迪稱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作為意大利人，這個倡議讓他想到馬可·波羅和古代絲綢之路。他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打開了很大的合作空間，可以讓許多歐洲國家獲得實實在在的發展紅利。面對復雜局勢，中歐雙方需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聚焦共同議題，強化合作機制。實踐一再證明，唯有開放共贏，才能實現共同發展。

　　作為波蘭經濟轉型的“核心設計師”，格澤高滋·科勒德克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至2003年兩度出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他的研究論文與書籍被譯為28種語言出版，是“全球學術引用率最高的波蘭經濟學家”。作為一名馬拉松跑者及環球旅行家，他的足跡更是遍布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

　　科勒德克堅定地發出推動“包容性全球化”的呼吁。他認為，過去30年間，世界經濟的發展得益于全球化。當前，國際局勢日益陷入利益沖突的泥沼，致使一些人認為全球化已然終結。但若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這種悲觀論斷將不攻自破。“全球南方”的經濟體對此變革寄予厚望，而中國有望在這一過程中發揮引領作用。

　　武克·耶雷米奇，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塞爾維亞前外交部長。在擔任聯合國大會主席期間，他主持了“里約+20”峰會授權的談判，見證了將可持續發展納入全球議程的復雜性與重要性，最終促使各國在2015年一致采納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耶雷米奇強調，國際合作并非一項選擇，而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長期的穩定和繁榮，需要更多的耐心、溝通和遠見。國際社會應當讓理性成為主導，以避免出現一個損人不利己的雙輸甚至多輸的困局。

　　在過去20年間，耶雷米奇訪問中國近50次。在他看來，從脫貧致富到科技創新，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發展的關鍵力量。中國在電動汽車、電池、高鐵等產業的領導力，已不容忽視。與中國的合作，不僅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抉擇，更是在很多關鍵領域中不可替代的戰略支點。若拒絕與中國合作，不僅代價高昂，成效也將大打折扣。

　　“學術巨擘：在文明對話中“架橋鋪路””

　　在本屆大會上，還有一群星光熠熠的“架橋者”，跨越語言的藩籬，直抵思想的核心。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安樂哲，是中西比較哲學界的旗幟性人物。他因翻譯《論語》《孫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經》等而蜚聲海內外，先后榮獲孔子文化獎、中國政府友誼獎和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等。

　　安樂哲相信，翻譯書籍不僅僅是翻譯文字，更是翻譯文化。他追求的，是“譯意”乃至“譯境”，是讓英語世界能夠真正領會儒家、道家思想的現代生命力。比如，中國哲學中的友誼觀念，更多強調朋友之間的差異性是建立友情的起點，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觀點。而在西方哲學中，友誼始于彼此的相同，視朋友為“第二個我”，側重于朋友間的相似性，將朋友視為能夠映照自我、確認自身道德品質的一面鏡子。

　　安樂哲呼吁，應當積極把握共享、包容以及“己欲立而立人”等儒家理念，深刻認識和承認人類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系，從而有效應對全球共同挑戰。他剖析了困境與問題的本質性不同，認為“問題可以通過方法找到解決方案，困境則需要我們的深刻覺醒才能有效應對”。這種覺醒不僅要求我們改變行為方式，更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價值觀念。“儒學，正是推動這種覺醒與改變進而改變世界的強大動力。”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榮休教授高棣民，多年來頻繁往返于中美之間。他曾作為美國國務院的兼職中文翻譯，在中美建交前后見證多個歷史性場合。“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中國人的創業能力是多么的強，非常善于抓住機遇，不單單是為賺錢養家、服務社會，還期盼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高棣民認為，中國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尋找一個好的平衡點，給人們創造更多的空間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1979年2月至1980年2月，作為首批赴華交流學習的一名美國研究生，高棣民在復旦大學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當時，中國學在美國學術界還是一個邊緣的冷門學科。今天，它已成為一門“無法忽視的顯學”。高棣民曾感慨：“我相信交流是有力量的。學術交流是打破偏見、建立互信最堅實的橋梁。培養下一代研究中國的學者，增加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提升他們客觀闡釋中國的能力，是我的使命。”

　　英國知名學者馬丁·雅克長期致力于中國式現代化路徑的研究與傳播。在他看來，造福世界還是掠奪世界，是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的一大區別。他認為，在短短幾十年內，中國已從高速度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轉型，并在諸多新興領域引領世界，為“全球南方”提供發展機遇。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并不局限于一家公司或一個行業，它關乎去碳化和新的綠色產業，包括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電池，這些將與新的消費和生活方式一起定義人類發展的新紀元。中國正是從這些角度思考問題，并在這一過程中將西方遠遠甩在后面。”馬丁·雅克直言不諱地建言，西方國家不應該因為中國并未做過的事情而批評中國，而應該從中國那里汲取經驗。

　　歐洲大陸漢學界的多位領軍人物也齊聚上海。

　　德國東亞文學與文化資深學者施寒微，2021年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級勛章，2024年獲中國政府友誼獎。他介紹，歐洲漢學自其萌芽之初，便植根于對一個綿延5000余年的“中國世界”的想象。進入20世紀，為了在現代語境中重新塑造中國的形象，學界圍繞“中國”及“中國學”展開了多重概念上的探討，進而提出“深層中國”構想，試圖揭示中國在一個以人文主義與和平為核心的多極化世界中的獨特作用。

　　作為歐洲漢學的領軍人物，意大利威尼斯大學校長李集雅主要從事古代漢語、古代哲學與宗教經典，特別是儒家思想與中國倫理研究。她認為，當今世界應當為“和而不同”而努力，擁抱文明差異與多樣性，鼓勵開放、合作與包容。中國經典包含中國哲學和日常生活的精髓，了解中國經典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為此，她不僅把《論語》《中庸》等譯成意大利語，還寫下《儒家》等著作，向意大利讀者詳細介紹儒家思想脈絡與核心理念。

　　李集雅還積極推動大學“向世界開放”，在2017年將威尼斯大學的第一個海外辦事處設在中國，讓中意兩國的年輕一代有更多到對方國度學習與體驗的機會，更深入和直觀地理解中西文化和文明。在她看來，文明間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上，更需要人與人的交流、機構與機構的合作。這是一種持續的、充滿生命力的對話。

　　“基于本土經驗和關切，譜寫多聲部“中國學”交響樂”

　　風從海上來。從資深政要、學術巨擘到青年漢學家，本屆大會群賢畢至，以多元的構成、深厚的學養生動詮釋“傳統漢學”向“現代中國學”的拓展、“單一學科”向“交叉融合”的遞進、“西方中心”向“全球多元”的轉變。

　　一是范疇的革新：從“古典漢學”到“貫通之學”。理解當代中國，不能固守在古典文獻的象牙塔內，而必須將其置于中華文明傳承與發展的宏大敘事之中，實現古今的貫通。

　　波士頓大學教授管禮雅提出，“中國的崛起為構建一個嚴謹、邏輯自洽且基于實證的文明定義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在漫長歷史中，西方文明、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不同形態，遵循著靠書面語言固化下來的元典原則。這些元典原則直接塑造三大文明的精神內核，為人們提供認知現實的范式。元典原則的具體例子，包括西方文明中有關“獨一真神是宇宙的創造者”的概念，以及中華文明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該理論框架為系統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新路徑，既能深化對單一文明的理解，又能實現客觀的跨文明比較，從而促進文明間互學互鑒，推動全球文明對話與合作。

　　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將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變遷置于全球史的廣闊視野中進行比較考察，揭示中華文明內部蘊含的發展動力與非凡韌性。他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與連續性，是自身文明脈絡在新時代的創造性升華，而絕非單純對外部刺激的被動回應。這為理解“中國特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歷史縱深。

　　尼日利亞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查爾斯·奧努奈居進一步表示，如果中國的繁榮與自信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定義21世紀，那是因為中國承載了厚重的歷史遺產與經驗，并具備在逆境中奮起的能力。新中國的成立，不僅標志著中華民族從長期困擾的困境中實現了根本性突破，也延續并發展了歷史傳統與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使中國能夠深刻認清自身所處的國情與社會現實，推動國家在改造與發展中重拾歷史主動。其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于把握中國歷史進程的潮流、凝聚民族意志和決心具有根本性作用。

　　二是方法的創新：當古老學問遇上“跨界武器”。中國本身的超大規模性與極端復雜性，對任何單一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構成挑戰，也因此催生前所未有的方法創新。在世界中國學研究舞臺上，眾多專家學者就像一群充滿好奇的“探險家”，廣泛汲取不同學科的理論工具與分析技術，在跨界融合中尋找新的解釋力與洞察力。

　　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陳波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進行了冷靜分析：判斷是否產能過剩，需要一套客觀的、多維度的標準，而非政治化的口號。將節能減排目標、新興產業初期的競爭性投資、中國雄厚的產業基礎與供應鏈支撐等因素納入分析模型，可以更清晰地透視復雜經濟現象背后的市場合理性與階段性特征。

　　西班牙加的斯大學副教授歐荷西的研究，代表了史料運用上的一場“靜默革命”。他在西班牙、美洲與菲律賓的行政記錄、語言手冊、港口登記、司法文書等非官方的跨國交往記錄中，精心打撈出關于16世紀至19世紀中國政治、貿易、社會等的間接記載，為深入理解古代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提供了新的視角。

　　德國漢堡大學教授田海通過嚴謹的概念史考據，揭示了一個“被掩蓋的真相”：今天國際學界所習用一些概念體系，如“儒教”，在西方更多是被知識界逐步建構起來的標簽。當大家意識到這些基本概念的歷史建構性時，便有可能突破由少數知識精英基于書面文本構建的解釋框架，轉而以更廣闊、更貼近社會現實的視野，去審視無比復雜而鮮活的東方社會生活圖景。這一反思，對于打破潛藏的東方主義慣性，具有深遠的方法論警示意義。

　　三是視角的轉換：從“單一敘事”到“全球合唱”。在本屆大會上，與會者將學術的探照燈投向全球治理、科技倫理、生態危機等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最前沿，展現出世界中國學的現實關懷與未來指向。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兼職高級研究員王紹光深刻闡釋學術研究與國家治理實踐之間所能產生的深刻互動，揭示國家能力建設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作用。這為中國式現代化何以能夠有效動員資源、進行長遠規劃并確保重大戰略得到有力執行，提供了一個政治經濟學注腳。學術，可以并且應該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巴基斯坦國立科技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賽義德·哈桑·賈維德，兩度駐華執行外交任務，累計在華工作近十年。他精通漢語，并研習俄語、德語、法語、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等多國語言。20世紀80年代，作為一名駐在北京的年輕外交官，賈維德因對中國未來的堅定信念，常與西方同僚辯論不休。他們時常調侃他“成了共產主義者”。賈維德解釋，這樣的傲慢并非難以理解，因為西方同僚高度認同“西方中心論”。“然而，彼時的我與今日的我都同樣堅信：這些偏見與譏諷，絕不會阻擋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創造屬于自己的歷史性里程碑。中國的現代化建立在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之上。這一壯闊進程，凝聚了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和廣大民眾的共同努力。”

　　據了解，本屆大會還突破性設置了五大平行分論壇，既有“從世界看中國：文明的賡續與創新”的歷史縱深，又有“數智時代的世界中國學：機遇與挑戰”的未來展望；既有“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理分析和經驗啟示”的理論探索，又有“多學科視域下的世界中國學知識體系”及“青年與世界中國學的未來”的代際傳承。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行交流、碰撞，深化對中國發展與世界未來的思考，為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埋下種子，為更好地讀懂中國、理解世界注入思想和學術力量。

　　南非總統府副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院長布薩尼·恩卡韋尼本身是非洲研究的專家，長期致力于探尋適合非洲自身的發展路徑，反復呼吁“多元世界的理念是對抗霸權主義的力量”。因為對獨立自主的重視，他也開始積極投身中國學研究，越來越關注中非關系、中國的治國方略和治理經驗，希望從中探尋對非洲發展的有益啟示。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文學院教授阿尤布·撒勒塔史，曾赴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進修中國語言和歷史文化，深耕東西方人文與歷史的交叉地帶，致力于構建一個基于歷史聯系的“絲綢之路學術共同體”。

　　埃及青年學者哈迪爾·賽義德發表的《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政策的支柱》等文章，代表了阿拉伯世界新生代學者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敏銳觀察，為理解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系提供了新的注腳。

　　來源：上觀新聞 作者：解放日報 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