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8天,2014年高考將拉開大幕。考前的這段時間,各類關于考試的話題備受社會關注,其中就包括考試作弊。近年來,考試作弊屢禁不絕,不管是學歷考試,還是執業資格考試,其中都可見作弊身影。從表面上看,考試作弊違反考試紀律,破壞公平競爭；再深究之,考試作弊挑戰的是社會誠信體系。

　　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之一。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反思考試作弊這種失信行為為何屢禁不絕。《法制日報》案件版今日輯錄打擊考試作弊的相關案例,揭露作弊利益鏈條,希望以此為相關部門治理考試作弊提供參考。

　　□本報見習記者劉志月

　　英語四六級考試作弊4起、高考作弊7起、自學考試作弊8起、研究生考試作弊2起、職業資格考試作弊4起……

　　《法制日報》記者今天從湖北省公安廳獲悉,湖北公安機關自2012年開展打擊助考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以來,共偵破各類助考案件27起,打掉助考團伙28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88名,涉案金額3200萬余元。

　　“可以說,現在是逢考必有助考。”湖北省公安廳網監總隊網絡偵查支隊副支隊長劉長久今天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些助考團伙的作弊手段越來越智能化,幫助作弊人員的身份也各種各樣,甚至還有在校老師。

　　助考形成完整產業鏈

　　分析近年來偵辦的多起助考案件后,劉長久說,助考已經形成完整產業鏈,從作弊器材買賣、考試答案獲取、作弊過程都有一定“套路”。

　　“隨著打擊力度的加大,作弊器材種類也不斷翻新,手段也越來越隱蔽。”劉長久說,作弊器材已從過去的耳機套裝,發展到如今流行的橡皮擦接收器、作弊手表等。

　　2013年,湖北荊門警方打掉一個兜售作弊器材團伙,查獲作弊器材200多套。隨著案件深挖,警方發現該團伙涉及全國12個省市,最終查獲作弊設備5000多套。

　　警方在偵查中發現,作弊器材生產廠家往往將一套作弊器材中的發射器和接收器分別交由兩個小型電子加工廠代工,而且是按需生產；器材生產出來后,由不法分子在網絡上流轉,通過物流發送,最后在馬路邊交易。

　　據劉長久介紹,助考團伙的作案方式主要有考前、考中、考后三種。

　　“考前作案,是指不法分子通過各種手段在考前拿到試卷,這種難度比較大；考中作案,主要是助考團伙派人混進考場,用攝像器材拍攝并傳送試卷,通過網絡傳給助考人員,請專業老師迅速做出答案,再回傳給考場內考生,這種方式是目前最常見的獲取答案方式；考后作案,是指助考團伙想辦法幫考生改卷子、改分數。”劉長久說。

　　目前,還有一種助考手段在慢慢抬頭,即“黑客”攻擊政府網站,制造各種職業資格考試假證。

　　劉長久透露,“黑客”在考試網站植入木馬程序,盜取考生相關信息后,將報名考生信息加入,并制作假證以混淆視聽。

　　湖北咸寧警方就偵破了這樣一起案件,“黑客”入侵政府官方網站后,添加132名考生個人信息到注冊會計師名錄中。

　　助考易誘發其他犯罪

　　2013年年初,大學畢業的張某準備報名參加湖北省公務員招錄考試。因平時比較貪玩,不愿花時間備考,張某就找到曾經賣給他自考本科考試答案的劉某。張某交了3萬元購買答案,但最終還是沒能考上公務員,雙方就此發生糾紛。

　　劉長久透露,除了這種以助考為名的詐騙犯罪,在很多助考背后還有職務犯罪的影子。

　　2013年,湖北警方曾抓獲以鐘某為首的發送自考考試答案團伙。警方深挖案件發現,鐘某團伙的答案來自武漢某高校繼續教育學院副院長李某,而該校招辦主任巴某、負責試卷的老師等人也涉及此案。

　　“他們在考前取出試卷復印后,將卷子交給學校的學生做出答案,然后將答案賣給鐘某。”劉長久說。

　　在劉長久看來,助考最大的危害是極有可能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

　　2013年,湖北鐘祥發生高考考生家長圍堵監考老師事件,其元兇就是考試舞弊誘發家長對考試公平公正性的質疑。在此案中,以邱某為首的作弊團伙在考前被打擊處理,其籠絡的300余名考生無法收到事先購買的答案,最終誘發連鎖反應。

　　完善立法打擊助考行為

　　湖北警方偵辦的多起案件顯示,涉案人員曾多次從事助考行為,有些甚至曾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今年5月17日,是全國醫護考試開考的日子。當天,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分局人民路派出所查獲了以汪某、何某為首的兩個作弊團伙。

　　警方查明,2011年,汪某曾因傳遞答案被湖北丹江口警方行政拘留；2012年5月,何某因在全國醫護資格考試中組織他人作弊,被十堰市茅箭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

　　無獨有偶。今年年初,警方發現湖北宜昌一家信用社考試中有團伙助考行為。經查,該團伙的首要分子,正是在鐘祥高考事件前被打擊處理的邱某。邱某因鐘祥一事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他出獄不久又重操舊業。

　　在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分局人民路派出所民警陶繼東看來,暴利驅使是不法分子反復鋌而走險的重要原因。

　　“以聯系一名作弊考生為例,考生首先要支付600元至800元不等的預付款,租用或購買作弊設備需支付1500元至2000元左右,事成以后考生還需再支付6000元至8000元不等。即使作弊不成功,作弊組織者或頭目也可從一名考生身上獲利800元左右,而在一次考試作弊中,涉案考生一般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陶繼東說。

　　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張福珍則認為,刑事司法手段發力不夠,也是導致助考團伙屢打不絕的原因。

　　張福珍分析說,刑法只對考試中泄露(竊取)國家秘密行為有相關規定,但是對提供作弊場地人員、提供作弊所用的計算機網絡終端人員等外圍人員,則沒有明確的懲處條款。

　　“這些外圍人員為了達到各自不同的目的,行走在法律邊緣線上,但他們的行為實際上已給社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甚至嚴重后果,在法理上屬于‘違法行為’,刑法應當對其作出明確的定性處罰條款。”張福珍建議。

　　劉長久也表示,對于助考行為,目前多用“非法泄露國家秘密罪”或“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等條款來定罪量刑,使得很多違法人員逃脫打擊。

　　“立法機關應在刑法中增設‘破壞考場秩序罪’等罪名,增加打擊力度。”劉長久建議。